引子：魏晋名士几分真？醉眼笑看乱世尘
说起阮籍阮嗣宗，如今的人们脑海里冒出来的，大抵是“竹林七贤”这四个字，再往深了想，就是喝酒、弹琴、放浪形骸，仿佛这位就是魏晋风度的代言人。可要是真以为阮籍就是个只会醉生梦死的酒徒，那可就大错特错了。今天咱们就来唠唠这位阮大爷的故事，看看他那亦真亦假的疯癫背后，藏着多少清醒，又咽下了多少苦水。
这乱世里的名士，可真不是那么好当的。
第一章：家道中落的闷葫芦
阮籍他爹阮瑀，那是曹操手底下的一支笔杆子，“建安七子”的名头可不是白给的。按说，老子英雄儿好汉，阮籍怎么着也得是个妙笔生花、口若悬河的主儿。可偏偏这小子小时候，话不多，像个闷葫芦似的。
《晋书》上说他“年十馀岁，而志气宏放，博览群书，尤好《老》《庄》”，又说他“口不论人过”。您琢磨琢磨，十来岁的小孩，不好吃喝玩乐，倒是捧着《老子》《庄子》啃得津津有味，这得多老成啊。更让人觉得有意思的是，他“口不论人过”，心里明镜儿似的，嘴上却啥也不说。
要我说，这孩子打小就“有谱”。他爹去世早，家境也一般，在那种乱哄哄的年月，想活得明白，可得长个心眼儿。三国那会儿，曹魏内部也乱着呢，后来司马家上位，更是腥风血雨，说错一句话脑袋就得搬家。阮籍他爹虽然给曹操打过工，但阮家算不上啥顶尖的权贵。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，要么早早学会了察言观色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，要么就得真有几分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通透。
所以啊，他那“口不论人过”，往好听了说是修养好，不爱嚼舌根；往深了琢磨，就是一种生存智慧。别人在那儿争名夺利，为了点鸡毛蒜皮的事儿斗得你死我活，他不掺和、不评价，自己个儿猫着看书，琢磨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，这不就少了好些麻烦？连后来的司马昭都夸他“至慎”，说他谨慎得跟啥似的。能让未来的大老板给这么个评价，可见阮籍这不爱说话的人设，立得是相当成功的。
更有意思的是，别看阮籍后来成了“礼法破坏者”，见着那些假模假式的“礼俗之士”就拿白眼儿翻人家。可他年轻那会儿，也曾经是个“根正苗红”的“儒家好青年”。他自己写诗都说了：“昔年十四五，志尚好诗书。被褐怀珠玉，颜闵相与期。” 听听这口气，十四五岁的时候，就想着要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把古代的圣贤颜回、闵子骞当成自己的偶像，也想做个有德行有学问的人。甚至啊，他还一度看不上庄子那套“逍遥游”，觉得不够积极入世。
一个曾经的有志青年，怎么后来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，成了竹林里那个醉醺醺、疯癫癫的阮步兵了呢？这中间是受了啥刺激，还是经历了啥变故？
这事儿啊，说来话长。
眼瞅着曹家的江山一天不如一天，司马家的势力越来越大，朝堂上杀伐不断，今天你上台，明天他掉脑袋。阮籍再有“济世安民”的抱负，也得掂量掂量自个儿有几斤几两。他想辅佐的“天子”，姓曹还是姓司马？这可是个要命的选择题。选错了，那可就不是丢官罢职那么简单了，很可能就得跟他的好哥们儿嵇康一样，落个“广陵散于今绝矣”的下场。
在那种黑白颠倒、是非不明的年月，原先信奉的那套“仁义礼智信”好像也不怎么管用了。你跟人讲礼貌，人跟你耍流氓；你跟人讲忠义，人跟你玩权谋。这换了谁，心里能不迷茫？能不憋屈？
所以说阮籍早年那些怪事，什么不爱说话啊，什么“口不论人过”啊，看似跟后来的疯癫不羁是两码事，但骨子里头，可能都透着一股子对现实的疏离和警惕。他不是真“傻白甜”，而是心里“有谱”得很。他看得明白，这世道不对劲儿，那些表面上的规矩、道貌岸然的说辞，底下可能藏着吃人的大嘴。
这份早年的“谱”，这份藏在沉默寡言和谨慎行事之下的清醒，恐怕正是他日后能够在乱世中，用一种极端另类的方式保全自己，并最终留下那些看似“疯癫”实则清醒的诗文和故事的底气所在。至于他后来是怎么一步步把这“谱”弹得越来越“离经叛道”，越来越“惊世骇俗”的，咱们后面接着聊。
第二章：青白眼伺候，爱憎写脸上
要说阮籍，那可不光是喝酒写诗的主儿，他还有一绝活，叫“青白眼”。您可别想歪了，这不是啥武林秘籍，也不是啥眼科疾病，这是阮籍待人接物的一套个性化定制。
《晋书·阮籍传》里写得明明白白：“籍又能为青白眼，见礼俗之士，以白眼对之。” 啥叫“礼俗之士”呢？简单说，就是那些一天到晚讲规矩、讲礼仪、满嘴仁义道德，但骨子里头可能挺虚伪或者挺招人烦的那么一拨人。
那“青眼”和“白眼”又是怎么个操作法呢？其实不复杂，每个人都能做到。“青眼”，就是咱平常正眼看人的时候，黑眼珠子在中间，透着那么股子亲切、认可的意思。搁现在话说，就是“正眼瞧你”，给你“点赞”了。阮籍要是碰上自个儿看得上眼、聊得来的朋友，就用“青眼”相待，那叫一个热情洋溢。
可要是碰上他不喜欢、瞧不上的，那对不住了，阮大爷的“白眼模式”立马启动。眼珠子往上一翻，或者往旁边一斜，露出大片眼白，透着那么股子不屑、轻蔑、甚至可以说是“懒得理你”的劲儿。这搁谁受得了啊？好家伙，我这儿满面春风地跟您打招呼呢，您老直接给我一“卫生眼”，这不当众打脸吗？搁脾气爆点的，估计当场就得撸袖子了。
这“青白眼”的本事，阮籍用得是炉火纯青，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，当然，也筛选出了不少真朋友。最有名的例子，发生在他老娘去世那会儿。
按说，母亲去世，家里办丧事，亲朋好友来吊唁，你作为孝子，怎么着也得强打精神，礼貌接待吧？可阮籍不。他朋友嵇喜，那也是当时有点头脸的人物，在朝廷里当着官，属于标准的“礼俗之士”。嵇喜穿着整齐的官服，带着沉痛的心情前来吊唁，估摸着还准备了一肚子安慰的话。结果呢？阮籍连个好脸色都没给，直接一个大白眼甩过去！ 嵇喜那叫一个尴尬啊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，话都说不出来，讪讪地就退了。
您说这叫什么事儿？人家好心来安慰你，你倒好，直接把人当空气，还一通鄙视。这也就是嵇喜脾气好，换个人没准儿梁子就结下了。
可没过多久，嵇喜的亲弟弟，阮籍的铁哥们儿，同为“竹林七贤”的嵇康来了。嵇康来吊唁，跟别人可不一样。他没穿什么官服，也没说那些客套话，而是带着一坛酒、一张琴就进来了。往灵堂前一坐，也不哭天抢地，就那么安安静静地陪着阮籍。阮籍一瞧，哎，这才是懂我的人啊！立马那翻上去的白眼珠子就下来了，换上了“青眼”，俩人估计也没多说话，心照不宣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您瞅瞅，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眼神变化，阮籍的爱憎好恶，表达得是明明白白。他用这种近乎“无礼”的方式，粗暴地划分出了自己的社交圈子。那些他瞧不上的“俗物”，连个正脸都别想见着；而那些他引为知己的“同类”，则能得到他最真挚的对待。
那么，阮籍这“青白眼”的本事，到底是天生性格如此，傲慢不羁，还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一种刻意为之的“社交策略”呢？
要说他傲，那肯定是有的。阮籍才高八斗，又推崇老庄的“自然之道”，打心眼儿里就瞧不上那些虚情假意的繁文缛节。他觉得，人活着就该率性而为，真实一点，装那孙子干啥？所以，他用“白眼”对待那些“礼俗之士”，本身就是一种姿态，一种对世俗规范的蔑视和反抗。
但另一方面，这招儿在客观上也起到了自我保护和筛选朋友的作用。您想啊，在司马氏那种高压政治环境下，身边围着的都是些什么人？有真心朋友，但更多的可能是想套你话、抓你小辫子、或者想拉你入伙的有心人。阮籍这一手“青白眼”一亮出来，那些虚头巴脑的、想跟他玩心眼儿的，一看这架势，得，这位爷不好惹，还是离他远点儿吧。时间一长，能受得了他这臭脾气，还能跟他玩到一块儿去的，那基本都是“真爱粉”了，比如嵇康这样的。
所以说，阮籍这“青白眼”，看似简单粗暴，甚至有点不讲究，但实际上里头藏着大智慧。它既是他真性情的流露，也是他在那个险恶世道里，给自己打造的一道独特的“防火墙”。能透过他这“黑白分明”的眼神，看到他内心真实想法的人，那才算得上是他的知己。阮籍这杆秤，称量的不光是人心，也是世道。
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儿，就更让人大跌眼镜了。
第三章：丧礼上的吃播，惊呆世人
要说阮籍这人“性至孝”，也就是天生孝顺，这在《晋书》里是有明确记载的。他老娘在世的时候，他是尽心尽力地侍奉。可就是这么个大孝子，在他娘去世之后的表现，却让当时所有人都跌破了眼镜，直呼“看不懂，实在看不懂”。
那是阮籍母亲病重的时候，眼瞅着就不行了。按理说，当儿子的这时候得是茶饭不思，衣不解带，守在病榻前哭天抹泪吧？可阮籍呢？他跟一位棋友下棋呢！那边他娘的病情十万火急，这边他落子如飞，好像啥事儿没有一样。直到他娘那边彻底没气儿了，棋友赶紧告诉他，他才停下手，然后“恸哭，吐血数升”。您瞧瞧，这情绪的爆发点都跟一般人不一样。前面憋着，后面直接来个火山喷发。
这还不算完，真正让人瞠目结舌的，是他老娘的丧礼。当时的大将军司马昭（就是后来晋朝的奠基人，司马炎他爹）也来吊唁。这可是给足了阮家面子。按规矩，阮籍作为孝子，得披麻戴孝，形容枯槁，见了吊唁的客人得哭得死去活来，以示哀痛。
可阮籍呢？《世说新语》里写得生动：“阮籍遭母丧，在晋文王（司马昭）坐，进酒肉。” 啥意思？他老娘的灵堂还摆在那儿呢，他就在司马昭的宴席上该吃吃该喝喝，一点儿没耽误！神态镇定自若，好像去世的不是他亲娘，而是隔壁老王家的鸡。
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。当时在场的还有个叫何曾的哥们儿，这位何大人是个标准的“礼法标兵”，一辈子就认死理儿，最看不得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。他当场就坐不住了，站起来就跟司马昭打小报告，义正辞严地说：“明公您现在是以孝道治理天下，可阮籍这小子，在他娘重丧期间，居然当着您的面大吃大喝！这简直是败坏风气，丢我们士大夫的脸！依我看，应该把他流放到海外去，好好反省反省，以正视听！”
这话够狠吧？在场的人估计都替阮籍捏了一把汗，心想这回阮疯子可算玩脱了，看他怎么收场。
结果，司马昭的反应却出人意料。他瞅了瞅面不改色继续胡吃海塞的阮籍，又瞅了瞅义愤填膺的何曾，慢悠悠地说了一句：“嗣宗（阮籍的字）这个人啊，因为他娘去世，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（原话是‘毁顿如此’，就是悲伤过度导致身体垮了的意思），你作为同僚，不能体谅他的悲痛，怎么还说这种话呢？再说了，人家身体不好，吃点酒肉补补身子，这本来也是丧礼中允许的嘛（原话是‘且有疾而饮酒食肉，固丧礼也’）！”
好家伙！司马昭这番话，明着是替阮籍开脱，实际上也是在和稀泥，保全了阮籍。阮籍呢？听了这话，更是“饮啖不辍”，吃得更欢了，好像在说：“看吧，老板都发话了，我吃喝有理！”
这事儿在当时引起的轰动可想而知。有人骂阮籍不孝，没人性；也有人佩服他特立独行，敢于挑战虚伪的礼法。那么，阮籍这么做，到底是几个意思呢？
一种说法是，阮籍这是“真情流露”。他跟他娘感情极深，老娘的去世对他打击太大，已经到了“哀莫大于心死”的境界，所以外在的那些哭哭啼啼、守丧的规矩，在他看来都无所谓了，甚至是一种虚伪。他喝酒吃肉，不是不悲伤，而是悲伤到了极致，反而需要用这种方式来麻痹自己，或者说，他已经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了。史书也说他“居丧虽不率常礼，而毁几灭性”，意思是虽然他不按规矩来，但内心的悲伤几乎让他活不下去了。
另一种说法，也是更多人倾向的，就是阮籍借此机会，再次向整个礼法社会开炮。他就是要用这种最极端、最触犯众怒的方式，来表达他对那些繁文缛节、虚伪不堪的所谓礼教的蔑视和反抗。在他看来，真正的孝顺在心里，不在那些表面文章。那些平日里满口仁义道德，背地里男盗女娼的“礼俗之士”，才是最该被唾弃的。他这一闹，不就把何曾这样的卫道士的虚伪嘴脸给揭露出来了吗？
当然，这里面可能还有一层更深的用意，那就是做给司马昭看的。司马昭要篡位，总得打着“仁孝治国”的旗号吧？阮籍就偏偏在你面前表现得大逆不道，看你怎么处理。你真把我办了，显得你气量小，容不下名士；你不办我，那不就等于默许了我这种行为，你自己标榜的“孝治”也就打了折扣。这其中的政治博弈，也是相当微妙的。
不管阮籍的真实想法是哪一种，或者兼而有之，他这次在老娘丧礼上的奇葩操作，都成功地让他疯名远扬，也让他藐视礼法的人设立得更稳了。这种在道德高地上公然蹦迪的行为，在那个时代，除了阮籍，恐怕也没几个人敢这么玩儿了。可这疯也不是白装的，这名士也不是白当的。这背后，阮籍付出的代价，恐怕比咱们看到的要多得多。
第四章：不避嫌疑的“桃色绯闻”？
在“男女授受不亲，嫂溺叔不援”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年代，男女之间，尤其是有点亲戚关系或者邻里关系的男女之间，那真是恨不得隔着十万八千里，中间还得拉上三道电网。说句话都得掂量半天，生怕被人说三道四，扣上一顶“行为不端”的大帽子。可咱们的阮籍阮嗣宗，偏偏就要在这“雷区”里反复横跳，玩的就是心跳。
先说他跟他嫂子那事儿。有一次，阮籍的嫂子要回娘家，这在古代，小叔子跟嫂子道个别，本也无可厚非，但得讲究个“礼数”，不能太随便，更不能单独相处，说太多话。可阮籍呢？《世说新语》里头没细说，但其他笔记小说里有鼻子有眼地描绘，说他是大大方方地去跟嫂子告别，还说了不少话。这在当时那些满脑子“男女之大防”的卫道士看来，简直就是“成何体统！”“有伤风化！”恨不得立马冲上去把他俩给隔开。
但阮籍可不管那些。他觉得，我心里头没鬼，坦坦荡荡，跟嫂子说几句话怎么了？你们爱怎么想怎么想，我阮籍行得正坐得端，不怕影子斜！这种我行我素的劲儿，真是把他那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的理念贯彻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您以为这就完了？更刺激的还在后头呢！
阮籍家隔壁开了个小酒馆，这酒馆的老板娘，年轻貌美，还会酿一手好酒。阮籍是什么人？第一，好酒；第二，好“自然”（这里的自然可能也包括欣赏美的事物）。于是乎，这小酒馆就成了阮籍的“第二食堂”兼“休闲会所”。他隔三差五就跑去喝酒，喝高兴了，有时候就直接在人家酒垆边上，挨着那年轻漂亮的老板娘，呼呼大睡起来。
您敢想吗？一个大老爷们儿，还是个有头有脸的名士，跑到人家小媳妇的酒馆里，喝醉了就睡在人家脚边上！这要是搁现在，妥妥的性骚扰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。那老板娘的丈夫，难道就不怀疑？就不吃醋？就不怕老婆被人占了便宜？
奇就奇在这儿了！史书上说，那老板娘的丈夫，“夫始殊疑之，伺察，终无他意”。意思是，一开始他也犯嘀咕，心里头不踏实，也偷偷观察过。可观察来观察去，发现阮籍这哥们儿虽然行为出格，但真就只是喝酒睡觉，没干别的出圈儿的事，时间长了，也就见怪不怪，由他去了。
这就让人纳闷儿了。是阮籍的“君子”人设太成功，让人相信他“醉卧美人旁”也能坐怀不乱？还是那老板娘的丈夫心太大，觉得自家媳妇儿魅力没那么大？
认真分析，这里头可能有几层意思。
第一，阮籍的疯名在外。大家都知道这人行为不按常理出牌，藐视礼法是他的日常操作。所以，他做出这种事儿，虽然惊世骇俗，但好像也在他的疯子人设范围之内。大家可能觉得：“哦，阮籍啊，正常，他要是不干点出格的事儿那才不正常呢！”
第二，阮籍的“清高”名声。虽然他行为放荡，但当时的士大夫圈子，还是有那么一批人，追求的是精神上的超脱和人格上的独立。阮籍作为“竹林七贤”的领军人物，他的才华和思想在当时是有相当影响力的。可能在一些人眼中，他的这种行为，恰恰是“真名士自风流”的表现，是率性而为，不为世俗礼法所拘的体现。那酒馆老板可能也是个有点见识的人，或者听多了阮籍的名声，觉得这位爷不是凡人，不会干那种龌龊事儿。
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可能还是阮籍自己确实把握住了“度”。他虽然行为出格，挑战底线，但可能在最关键的地方，并没有真正越雷池一步。他只是“眠其妇侧”，不是真的动手动脚。这种“极限拉扯”，既能达到他“惊世骇俗，藐视礼法”的目的，又能避免真的身败名裂，被人抓住实质性的把柄。
当然，咱们也不能排除一种可能，就是酒馆老板惹不起。阮籍再怎么说也是个名士，背后还有司马昭那种大人物或明或暗地罩着。一个小酒馆老板，就算心里不舒服，也得掂量掂量得罪阮籍的后果。
阮籍这些跟女人相关的糊涂账，看似充满了桃色八卦的潜质，但细究起来，更像是他精心导演的一幕幕行为艺术。他用这种方式，不断地试探和冲击着当时社会的道德底线和礼法规范，一方面是宣泄内心的愤懑与不羁，另一方面，又何尝不是在那个高压的政治环境下，为自己营造一个“疯癫痴傻，不足为惧”的保护色呢？
第五章：酒逢知己千杯少，不如阮籍喝到倒
阮籍平生还有一个最大的嗜好：喝酒。他跟酒之间的关系，那可不是简单的爱好，那是生死相依。尤其他当上那个“步兵校尉”之后，更是把喝酒这事儿，干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。
先得说说阮籍这“阮步兵”的雅号是怎么来的。这“步兵校尉”啊，在当时是个官职，听着好像是个带兵打仗的武将，其实不然。魏晋那会儿，步兵校尉的衙门里头，有个天大的福利——存着好几百斛的官酿美酒！而且，据说这衙门的厨子，手艺也相当不错。阮籍一听有这么个神仙地方，眼睛都亮了，立马就跟当权的司马昭申请，说“我就想干这个！” 司马昭估摸着也乐得把他安排到这么个清闲的地儿，省得他在朝堂上惹是生非，大手一挥，准了！
从此，阮籍就跟掉进了米缸的老鼠一样，整天泡在步兵校尉的衙门里，美酒佳肴，不亦乐乎。大伙儿一看，得，这位怕不是把官衙当酒馆了，干脆就叫他“阮步兵”吧！ 这名号，听着威风，实际上透着一股子酒鬼认证的戏谑。
阮籍喝酒，那可不是小打小闹，浅尝辄止。他是真喝，往死里喝，喝到“忽忘形骸，时人多谓之痴” 的地步。高兴了喝，不高兴了更得喝。对他来说，酒杯一端，就能暂时把那些世间的烦恼、政治的龌龊、人心的险恶都抛到九霄云外。在那个礼法森严、说话都得打草稿的年代，只有在酒精的麻醉下，他才能找到片刻的真实和自由。
当然，阮籍喝酒，也不全是图个痛快，有时候，这酒还是他躲避政治漩涡、巧妙周旋的“独门暗器”。最有名的段子，就是他靠装醉躲过司马昭给他儿子司马炎提亲这事儿。
话说当时司马昭权势熏天，眼瞅着就要把曹魏的江山收入囊中了。为了进一步拉拢名士，也为了给自家脸上贴金，他就想跟阮籍结个亲家，让他把闺女嫁给自己的宝贝儿子司马炎（就是后来的晋武帝）。这要是搁别人，那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啊！能跟未来的“皇亲国戚”攀上关系，那以后还不是平步青云，吃香的喝辣的？
可阮籍不干。他打心眼儿里瞧不上司马家这种靠阴谋诡计上位的路数，更不想把自己的女儿往火坑里推。但直接拒绝吧，又怕得罪了司马昭，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。这可怎么办呢？
阮大爷眼珠子一转，计上心来：装醉！
于是乎，从司马昭派人来提亲那天起，阮籍就开始了他长达六十天的“马拉松式醉酒表演”。整整两个月啊！天天从早到晚，除了喝酒就是睡觉，人事不省，胡言乱语。司马昭派来的媒人，一次次上门，看到的都是烂醉如泥、根本没法正常交流的阮籍。想提亲？连个说话的缝儿都找不着！
您想想那场面，司马昭派个使者，毕恭毕敬地来到阮府，说：“阮大人，我们家相国大人想跟您……”话没说完，阮籍那边“咕咚”一口酒下去，眼神迷离地问：“你是谁啊？找我……嗝……有啥事儿啊？要不要……嗝……来一杯？”使者碰了一鼻子灰，回去跟司马昭一汇报，司马昭也只能苦笑。总不能跟一个醉鬼较真吧？就这么拖了六十天，司马昭一看，得，这阮籍是王八吃秤砣——铁了心不乐意，再逼下去也没意思，这门亲事就黄了。
阮籍就这么靠着“耍酒疯”，巧妙地躲过了一场政治联姻，既没得罪当权者，又保全了自己的风骨。这操作，是不是比那些硬碰硬的忠臣烈士要高明得多？当然，这高明的背后，也透着一股子辛酸和无奈。一个名满天下的大才子，居然要靠这种近乎自残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合作，这本身就是那个时代的悲哀。酒，成了阮籍最好的伪装，也是他最无奈的武器。可即便如此，这心里的苦闷，又该如何排解呢？
答案是哭。
第六章：没路就哭，哭完继续走
有道是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，可阮籍阮大爷，偏不信这个。他要是“行到水穷处”，直接“嚎啕大哭”，还得哭得惊天地泣鬼神。
这事儿，正史《晋书·阮籍传》里白纸黑字写着呢：“时率意独驾，不由征路，车迹所穷，辄恸哭而反。” 翻译过来就是，阮籍时不时地就心血来潮，自个儿驾着辆车出门，也不走大路官道，就那么随心所欲地瞎开，开到哪儿算哪儿。等车轮子被石头卡住了，或者前面是悬崖峭壁实在没路了，他就停下来，也不管周围有没有人瞅着，放声大哭，哭得那叫一个伤心欲绝。哭够了，情绪发泄完了，再掉转车头，慢悠悠地晃荡回家，跟没事人儿一样。
您说这叫什么毛病？搁现在，这妥妥的是间歇性情绪失控加危险驾驶啊！一个大老爷们儿，还是个名满天下的大文豪，没事儿玩这种荒野飙车加路边痛哭的戏码，这让当时的“吃瓜群众”怎么看？
史书上说，当时人评价他这种行为，就俩字儿：“猖狂”。这“猖狂”俩字，在当时可不是什么好词儿，有点“无法无天、不知好歹”的意思。大伙儿都觉得，这阮籍八成是真疯了，不然干不出这么不着调的事儿。
可阮籍这哭，到底是真情流露，还是又一场精心策划的行为艺术呢？这里头的说道可就多了。
有人说，他这是真绝望。您想啊，阮籍活在那个年代，眼瞅着曹魏的江山一天天烂下去，司马家的屠刀一天比一天快，他自个儿一肚子才华抱负没处使，想当个忠臣吧，怕掉脑袋；想同流合污吧，良心又过不去。天天活得跟走钢丝似的，心里那叫一个憋屈。这赶着车瞎跑，跑到没路可走，不就跟他自个儿的人生处境一样吗？前途渺茫，进退两难，除了哭，他还能干啥？这哭，是他对个人命运无处安放的悲鸣。
也有人说，他这是在哭这个时代。想当年，他爹阮瑀那会儿，虽然也有乱世的影子，但好歹文人还有点奔头，还能跟着曹老板建功立业。可到了阮籍这会儿，天下名义上还是大魏的，实际上已经是司马家的天下了。那些所谓的名士，要么乖乖当司马家的吹鼓手，要么就像嵇康那样，宁死不屈，落个身首异处的下场。阮籍不想同流合污，也不想死，可这世道，哪儿还有他这种人的活路？所以，他那“穷途之哭”，哭的不仅仅是自己没路走了，更是哭这个黑白颠倒、正直之士走投无路的时代。
还有一种更有意思的解读，说阮籍这哭啊，带点哲学意味。他不是喜欢《老子》《庄子》吗？庄子讲究个“逍遥游”，顺其自然。可阮籍这“自然”之路开到头了，发现还是有“穷途”，还是有迈不过去的坎儿。这“哭”，是不是也带了点对“道法自然”的困惑，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迷茫？就像一个苦苦求索的孩子，跋山涉水，最后发现宝藏图的终点是一片虚无，那可不得哭一场吗？
当然，咱们也不能完全排除他演的成分。阮籍的疯，很多时候是他自我保护的烟雾弹。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喜怒无常、行为怪诞的疯子，就能让当权者觉得他不足为虑，从而在政治清洗中保全自己。这穷途而哭，哭得越是撕心裂肺，越是莫名其妙，就越能强化他这疯癫人设。别人一看，这人情绪太不稳定了，咱还是离他远点儿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
所以说，阮籍这“开车开到没路就大哭”的奇葩操作，看似简单，实则复杂得很。这里面，有他个人情感的真实宣泄，有他对黑暗现实的无声抗议，有他对人生哲理的深沉思考，可能也夹杂着那么点影帝附体的表演型人格。
这种不被世人理解的深层痛苦，这种看似不着调的极端情绪表达，恰恰是阮籍这个人物最独特、也最引人深思的地方。他不像那些正人君子一样，把苦水都往肚子里咽，然后写几首慷慨悲歌；也不像那些彻底躺平的隐士一样，躲进深山老林不问世事。他选择了一种更激烈、更具视觉冲击力的方式，来展现他内心的波涛汹涌。这份穷途而哭的劲儿，虽然在当时被认为是“猖狂”，但在千年之后，却依然能让我们感受到那份深沉的悲怆和不屈的灵魂。
哭完了，抹抹眼泪，车还得开，日子还得过，诗也还得写。
第七章：咏怀诗里密码本，句句都是心里话
要说阮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，主要就靠他那八十二首《咏怀诗》给顶起来的。《咏怀诗》名气大，但读起来也费劲。为啥呢？因为阮籍写诗，就跟一些人发朋友圈似的，不爱大白话直说，喜欢用各种隐喻、象征、典故，搞得“云山雾罩，扑朔迷离”。后人评价他的诗，用了八个字：“厥旨渊放，归趣难求”，意思就是说，他诗里头的意思啊，深奥得很，又放得特别开，你想一下子就明白他到底想说啥，难！
阮籍这诗写得“绕”，写得“晦”，那是有苦衷的。他心里头有太多对现实的不满，有太多对人生的感慨，有太多想骂又不敢明着骂的话，怎么办呢？只能藏在诗里头，用各种暗号和黑话来表达。这就好比地下工作者接头，说的都是“今天天气哈哈哈”，实际上可能是在传递重要情报。
那阮籍的《咏怀诗》里都藏着些啥“秘密情报”呢？
首先，是对黑暗现实的讽刺和不满。比如他诗里经常写一些孤鸟、困兽，或者提到古代那些怀才不遇、被迫害的忠臣义士。这表面上是咏物、怀古，实际上呢？您细品，那不就是在指桑骂槐，借古讽今，说自个儿生不逢时，贤良之士没好下场，小人当道，乌烟瘴气嘛！但他不明说，就让你自个儿去联想，去对号入座。
其次，是对人生无常和生命短暂的忧虑。魏晋那会儿，人命贱如草，今天还一块儿喝酒聊天呢，明天可能就阴阳两隔了。阮籍眼瞅着身边的人和事儿起起落落，心里能不感慨？所以他诗里也常有“人生若尘露，天道邈悠悠”这样的句子，充满了对生命易逝的无奈和对天道难测的迷茫。有时候，他还流露出一点求仙问道的心思，想着是不是能找个法子长生不老，逃离这苦逼的尘世。当然，这求仙跟秦始皇那种大张旗鼓的国家工程不一样，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和幻想。
再有，就是他内心深处的孤独和苦闷。阮籍这人，看似疯疯癫癫，呼朋引伴，其实骨子里是个非常孤独的人。他那些惊世骇俗的行为，有几个人能真正理解？他内心的痛苦，又能向谁倾诉？所以，他只能把这些复杂的情感，都揉碎了，藏进诗里。他写“独坐空堂上，谁可与欢者？”那份形单影只的寂寞，隔着一千多年都能戳到你的心窝。
为了把这些秘密藏得深，阮籍在写诗的时候把各种修辞手法用到了极致。什么“比兴”啊（就是打比方，先说别的再引到正题），象征啊，用典啊，玩得那叫一个溜。他诗里经常出现的意象，比如孤鸿、游鱼、松柏、恶鸟等等，往往都有特定的含义。你要是没点文化储备，不了解他那个时代的背景，想读懂他的诗，比考驾照还难。
某种意义上说，阮籍的《咏怀诗》就像一本精心编写的“密码本”。他用这种方式，既安全地记录下了自己在一个扭曲时代里的真实感受，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份需要反复琢磨、不断破译的文化遗产。他那些看似“绕弯子”的诗句，恰恰是他清醒、痛苦又不甘屈服的灵魂，在黑暗中发出的最深沉也最独特的回响。
第八章：伴君如伴虎，老板不好处
诗写得再好，也得有人看，也得有人懂。可这老板的心思，又比诗难懂多了。
阮籍啊一辈子在官场上就没怎么舒坦过。早年曹魏还在的时候，他就瞧着这天儿不对，不乐意掺和。等到了司马懿、司马师、司马昭这爷儿仨轮番上阵，一步步把曹家往死里逼的时候，阮籍这种有点名气、又有点前朝背景（他爹阮瑀毕竟是曹操的人）的文化人，日子就更难过了。
司马家要的是啥？是天下归心，是名正言顺地把龙椅从姓曹的屁股底下挪到自家屁股底下。为了这个目标，他们一方面得表现得求贤若渴，礼贤下士，把姿态做足了给天下人看；另一方面，对那些不听话、唱反调、或者可能威胁到自家统治的刺儿头，下手也是稳准狠，绝不手软。嵇康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，人帅，有才，还有骨气，就是不肯跟司马家合作，最后呢？咔嚓一刀，人头落地。
阮籍眼瞅着好哥们儿嵇康的下场，心里能不打鼓？他跟嵇康不一样，嵇康是“刚则易折”，阮籍呢，他选择了一条更曲折的求生之路：佯狂避世。就是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疯疯癫癫、不务正业、天天就知道喝酒的废人，让司马昭觉得，哎，这阮籍啊，就是个没啥政治野心、构不成威胁的“吉祥物”，留着他，还能彰显我司马家爱惜人才、尊重名士的好名声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司马昭这人，也是个人精。他对阮籍这点小心思，能看不出来？因此阮籍和司马昭之间的关系，也十分微妙。司马昭多次容忍了阮籍那些出格的行为。比如前面聊过的，阮籍在他娘丧礼上喝酒吃肉，和躲避司马昭给他儿子司马炎提亲。
您说司马昭是真心爱惜阮籍的才华，所以才这么纵容他吗？可能有那么一点儿。毕竟阮籍名气大，又是文学泰斗，司马家也需要这样的人来装点门面。但更重要的，恐怕还是政治上的考量。杀了嵇康，已经让司马家背上了残害名士的骂名，要是再把阮籍也给办了，那天下悠悠众口，还不得把司马家给淹死？所以，留着阮籍，让他疯，让他醉，反而更能体现司马家的宽宏大量和政治智慧。
可阮籍这表演艺术家的生活，也有演不下去的时候。司马昭的野心越来越大，眼瞅着就要捅破那层窗户纸，自己当皇帝了。这时候，需要一些有分量的文化人出来摇旗呐喊，写点“劝进表”之类的东西，给这事儿披上一件“名正言顺、万民拥戴”的外衣。阮籍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，自然就成了司马昭锁定的“重点攻关对象”。
史书记载，司马昭让钟会（就是那个后来也想谋反的钟会）去试探阮籍的口风，想让他写篇《劝进表》。阮籍呢，是打心眼儿里一百个不乐意。可这回，他是真没辙了。再装疯卖傻，恐怕也躲不过去了。钟会也是个狠角色，估计是软硬兼施，把阮籍逼到了墙角。最后，阮籍万般无奈之下，据说是在酩酊大醉之中，提笔写下了那篇让他抱憾终生的《为郑冲劝晋王笺》（也就是劝司马昭称帝的表文）。
这篇《劝进表》，对阮籍来说，无疑是奇耻大辱。他一辈子蔑视权贵，追求精神自由，最后却不得不向自己最鄙视的政治势力低头，写下这种歌功颂德、阿谀奉承的文字。这比杀了他还难受。据说，他写完之后，就把笔一扔，整个人都垮了。没过多久，就抑郁而终。
所以说啊，阮籍跟老板司马昭的这些年，看似是老板对他百般容忍，实则是阮籍在刀尖上跳舞，用尽了浑身解数，才勉强保全了性命。他那些看似不着调的疯癫行为，那些不合时宜的饮酒作乐，都是他对抗这个混沌世界的武器，也是他内心痛苦和绝望的呐喊。只可惜，最终他还是没能逃过被权力异化的命运，留下了一声无奈的叹息。
第九章：竹林里的非主流天团
这“伴君如伴虎”的日子不好过，那跟一帮志同道合的哥们儿混，是不是就能快活点了呢？
一提起“竹林七贤”，大伙儿脑子里浮现的，八成都是一幅仙气飘飘的画面：七位帅大叔（也可能是邋遢大叔），穿着宽袍大袖，在山阳县（今河南焦作附近）的一片竹林里，席地而坐，喝酒、弹琴、聊天、长啸，那叫一个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，把世俗礼法踩在脚底下，活得那叫通透、潇洒。
这七位爷，分别是阮籍、嵇康、山涛、向秀、刘伶、阮咸（阮籍的侄子）、王戎。
这七个人，在当时那可是文化圈里的顶级流量，影响力大得很。他们聚在一块儿，不谈升官发财，不聊八卦是非，就爱搞点形而上的玄妙讨论，探讨一下人生的意义啊，宇宙的奥秘啊，再顺便表达一下对司马家篡权夺位的不满和鄙视。当然，这些不满和鄙视，大多时候不能明着说，就得通过一些行为艺术来表达，比如集体裸奔）、聚众酗酒、或者干脆不搭理那些他们瞧不上的俗人。
就拿喝酒这事儿来说吧。刘伶，是七贤里头最能喝也最敢喝的一位。他出门都得让仆人扛着把锄头跟着，说：“我啥时候喝死了，就地给我埋了！” 主打一个“向死而生”的酒鬼精神。他还说过“天生刘伶，以酒为名，一饮一斛，五斗解酲”，意思是说，我刘伶就是为酒而生的，喝一斛才能尽兴，喝五斗那只够醒酒的。为了喝酒，他连老婆劝都不听，还当着神仙的面发誓要继续喝，简直是“酒蒙子”里的战斗机。
阮咸呢，也不遑多让。他喝酒不用杯子，直接用大盆。有一次，一群猪跑过来跟他抢酒喝，他也不生气，直接跟猪一块儿喝，算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典范了。
阮籍自个儿呢，前面咱也聊了不少，为了躲事儿能连喝六十天不带醒的，为了喝酒能专门去当那个管酒的“步兵校尉”，也是个狠角色。
除了喝酒，这帮人还爱“啸”。啥叫“啸”呢？不是现在KTV里头那种鬼哭狼嚎，而是一种古代文人特有的抒发情感的方式，有点像运气发声，声音悠长高亢，能表达喜怒哀乐。阮籍和嵇康都是“啸”中高手，喝高兴了，或者心里郁闷了，就对着山谷或者竹林那么一“啸”，那声音，据说能“响遏行云”，特有穿透力。
可您要说这“竹林七贤”是不是就铁板一块，个个都那么“愤世嫉俗、藐视权贵”呢？那倒也未必。这七个人啊，虽然都爱老庄，都喜欢清谈，但在政治态度和人生选择上，差别可大了去了。
嵇康最刚，宁死不跟司马家合作，最后被砍了头。阮籍咱前面说了，他选择“佯狂避世”，在夹缝里求生存，虽然心里头憋屈，但好歹保住了小命。刘伶，那是彻底的“躺平派”，除了喝酒就是喝酒，朝廷爱谁谁，天下大事与我无关。阮咸，也差不多，跟着叔叔阮籍混，不怎么出头。
可山涛和王戎就不一样了。山涛这人，情商高，会做人，他起先也“隐身自晦”，但四十岁以后就想通了，投靠了司马家，官儿当得还不小，什么吏部尚书、司徒都干过，成了司马政权里的高官。王戎呢，更现实，功名心最重，在晋朝那也是一路高升，而且还特爱钱，留下不少抠门的段子。向秀倒是想在“名教”和“自然”之间找个平衡，还给《庄子》做了注，但后来也被迫出来当了官。
所以这“竹林七贤”，其实更像是一个松散的朋友圈，大伙儿因为志趣相投（都爱喝酒清谈，都对现实不满）走到一块儿，但真到了大是大非面前，涉及到身家性命和个人前途的时候，选择可就五花八门了。所谓的“竹林之游”，可能更多的是他们逃避现实、寻找精神慰藉的一种方式，一个短暂的乌托邦。真要说他们个个都那么潇洒，那么遗世独立，恐怕是后人加上了太多美化滤镜的想象。
阮籍在他们中间，算是比较复杂也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。他不像嵇康那么刚烈，也不像刘伶那么彻底摆烂，更不像山涛、王戎那样积极入世。他就在那儿疯着、醉着、骂着（用青白眼和隐晦诗），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，跟那个操蛋的时代较着劲，也勉力维持着自己那点可怜的清醒和尊严。
这帮怪人聚在竹林里，究竟是在享受真正的自由，还是在表演一场给世人看的行为艺术？他们那些看似不着调的放浪形骸之举，背后又藏着多少不足为外人道的辛酸和无奈？阮籍这疯疯癫癫的一辈子，到底图了个啥呢？
第十章：身后是非谁定论，醉眼看穿红尘梦
话说这阮籍阮嗣宗，自打“竹林疯”的名号传出去之后，在历史上的评价就跟坐过山车似的，忽高忽低，争议不断。
骂他的人可不少。尤其是那些特讲究“礼义廉耻”、“君君臣臣”的儒家老夫子们，提起阮籍，那简直是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。您想啊，老娘死了，他不哭丧，反倒喝酒吃肉；看见不顺眼的人，直接拿白眼仁儿怼人家；跟嫂子弟媳来往，也不怎么避嫌；天天喝得醉醺醺，不务正业。这在他们看来，简直就是败坏社会风气、道德沦丧的典型，是非主流里的泥石流，必须拉出来狠狠批判！所以，给阮籍扣上“败俗之人”、“猖狂之士”这类帽子的，历朝历代都有。
可喜欢他、佩服他的人，也是乌泱乌泱的。这些人觉得，阮籍那些看似出格的行为，恰恰是他“至性过人，与物无伤” 的表现。意思是说，阮籍这人啊，天性纯良，心地特别好，他那些疯疯癫癫的举动，不是为了伤害别人，也不是真的道德败坏，而是因为他太真诚、太纯粹了，看不惯那些虚情假意、装模作样的人和事儿，所以才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反抗。他们觉得，阮籍的疯，是一种清醒的疯，是一种在污浊乱世中，保持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的大智慧。
那么，阮籍这“佯狂避世”的生存策略，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？
要说成功吧，也确实成功了。您看，跟他同时代的嵇康，才华、名气都不比他差，就因为性格太刚，不肯跟司马家妥协，最后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。而阮籍呢？虽然也活得憋屈，也得写那违心的《劝进表》，但好歹是保全了性命，活到了五十多岁，在那个年代也算是寿终正寝了。何况他还留下了一大堆《咏怀诗》，把自己那点小心思、小九九都藏在了诗里，让后人去琢磨，去品味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他这疯装得值，起码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”了。
可要说失败吧，也挺失败的。他一辈子最大的政治理想是“济世安民”，结果呢？他连自己都“安”不了，还得靠装疯卖傻来苟活。他想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，结果发现，这“名教”就像个巨大的网，你怎么折腾都逃不出去，最后还是得在它的规则里打转转。他喝酒，是想麻痹自己，忘却痛苦，可酒醒之后呢？那痛苦只会变本加厉。他“穷途而哭”，哭完了路还是得自己走，天还是那个天，地还是那个地，啥也没改变。他内心深处的那份孤独、苦闷和绝望，恐怕一辈子都没能真正释怀。
阮籍这一辈子，活得既拧巴又纠结。他就像一个戴着镣铐跳舞的舞者，舞姿越是狂放不羁，那镣铐的束缚就越是清晰可见。
他那些看似不着调的疯癫行为，那些不合时宜的奇谈怪论，其实都是他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，给自己找到的一种独特的活法，一种与扭曲现实周旋的方式。他用疯来掩饰自己的清醒，用醉来排遣自己的痛苦，用白眼来表达自己的不屑，用哭泣来宣泄自己的绝望。
这些行为，在当时看来，可能是有伤风化，是离经叛道。但在千年之后，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，再去看阮籍的时候，或许更能理解他那些行为背后，所隐藏的深刻含义。那不是简单的疯，也不是刻意的作，而是一个有血有肉、有情有义的灵魂，在黑暗中苦苦挣扎、努力保持自我的一种悲壮的呐喊。
也正是这些不完美、这些出格、这些看似不着调的言行举止，才构成了一个真实、立体、值得我们反复品味的阮籍。他不是高高在上、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，他有他的软弱，有他的无奈，有他的小九九，但他更有他的风骨，他的坚守，他的大智慧。
我们不妨畅想一下，如果阮籍活在今天，他会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？是会被人骂上热搜，还是会成为特立独行的精神领袖？
这事儿啊，留给大伙儿自个儿琢磨吧！关于阮籍的这段故事，咱们就先聊到这儿。下回，咱们再找个有意思的人物，接着侃！
